待到“星星”五十年(2008.5)

南方都市报:1979年你好像还是《今天》的成员,怎么想到要发起“星星画展”呢?

黄锐:我是《今天》的三个创始人之一:北岛、芒克和我。我负责《今天》的封面和美术设计。封面是蓝色的,当时就有人专门为了我设计的这个封面来买这本书。但除此之外我就没有什么事情了,虽然跟北岛、芒克他们是好朋友,可是他们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结识了很多诗人。诗人们风风火火的就玩起来了,挺有意思的,到处聚会,也有诗歌朗诵会。每次诗歌朗诵会都办的很成功,虽然我们只是口头传播消息,可是来的人非常多。比如在玉渊潭公园、圆明园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来的人都特别多。陈凯歌也在我们的聚会上朗诵过诗。那些场合诗人们出了风头,可是我画的这个蓝色封面永远停留在封面上。

文革和下乡的时候我也写过诗,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自己没办法写诗了。北岛芒克他们一下子就变成了诗人,可我还是更喜欢画画。我1974年回到北京以后,和社会上的一些画家们相处得很熟。我就有一种想法,就像《今天》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把年轻人自己的艺术创作展示出来。我也是从《今天》得到的启发。——从这方面看,我好像一直是一个推动力量,包括在办《今天》杂志的事情上,我和北岛都是积极的推动者,芒克相对比较被动一些。

 

南方都市报:你做这些事情这么积极,好像之前还曾经蹲过监狱?

黄锐: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贴过自己的诗,就被抓住蹲了几个月监狱。我那首诗叫《人民的悼念》。虽然在艺术手法上很臭,可是文化革命以后,在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念诗集《人民的悼念》还收了我的诗,它引用了我的诗的名字,华国锋还给这本书题了词。所以我算是第一次上了国家的主旋律。蹲过监狱这个经历让我不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最坏的底线在哪里,这可能也是之后我参与创建《今天》、“星星”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认识北岛、芒克他们的?

黄锐:跟北岛是1971年认识的,芒克大概是1973年。初中毕业我去插队,北岛当时是留京了,他跑到我在的那个村子玩,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回北京去找北岛玩,在一个叫刘羽的家里认识了芒克和严力。我们都喜欢文学,自然而然就混在一起。北岛的诗我看得多一点。芒克的诗我第一次看就很惊讶,有一首叫《绿中的绿》,从名字开始就把我给镇住了。可惜这首诗后来没有传下来。我觉得芒克天分很高,感性很灵敏。后来我们做“星星画展”的时候把一些诗歌配在画的旁边,那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南方都市报:你们办《今天》最初只是一个随意想法的结果吗?

黄锐:不是,应该说《今天》是由西单民主墙而来的。民主墙出来以后,形成了一种很公开的气氛,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自由地去看。《今天》每一期都贴在民主墙,后来“星星”的画被公安局没收,我们的抗议大字报也是在民主墙贴的。当时政治上很松动,或者说有一段空白期。那时邓小平还没有恢复职务,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还没有完全被驳倒。他们想把它立起来,但是立不起来。那时候已经盛传小道消息,说邓小平虽然还住在破烂的四合院里,穿着破棉袄坐在藤椅上,但中央的高层已经到邓小平家里拜见他,商量以后怎样才能使中国的政局平稳过渡这样的国家大事了。这个时期叫“小平听政”。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空白期的时候,是否很多人就感觉到要变化了呢?

黄锐:那时候所有人都很兴奋,觉得应该要变了。整体氛围都很宽松,当代艺术的风风火火都跟社会自由度宽松有关系。《今天》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南方都市报:你从小跟谢天民学传统绘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方的现代绘画的?

黄锐:我最早大概是文革时候,在首都图书馆翻到过。可能是一本日本战前出版的西方美术史,讲到野兽派为止。在那以后我再次看到这些画册应该是1977年以后了,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有点新的风气,中央美院和中央工艺美院的图书馆进口了一些教学用书,是日本讲坛社出的画册。那时候管理不是特别严格,你要认识老师就很容易借到。我是1973年才知道毕加索的,1973年他去世,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介绍。

我记得文革的时候,是看不到像样的画册的。只有一些介绍文章,登在类似《世界文学》这样的杂志上,对现代文化思潮和艺术流派做介绍。那时候灯市口有一个内部书店,需要十三级以上的高干才能去看和买书。我记得是需要一个高干的身份证明才能进去,我就借一个去了。那些书店都没人去的,也就两三个人。书的数量也很少。

 

南方都市报: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后来研究当代美术史的人有一种说法:当年“星星”的成员都是高干出身,所以他们有机会最早接触到西方的东西。

黄锐: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星星”成员当中不少人是这样的,比如曲磊磊的父亲曲波,是《林海雪原》的作者。顾阿城的父亲钟惦棐是电影评论大家。王克平的父亲也是一个作家。但儿子们和父辈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的家庭就跟“高干”没什么关系,但我也是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比如我当时最好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傅惟慈,是非常著名的英国文学翻译家。我的同学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父母都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所以我们接触到最早的西方的东西还不是绘画,而是音乐。傅惟慈从海外留学回来,带回那种压制的黑胶唱片,这些唱片当时是地下的非法的,因为是西方音乐。所以那时我就听什么贝多芬啊巴赫啊,到后来印象派音乐的德彪西啊。我听这些音乐的时候也在了解背后的历史,知道西方一直在思维变革当中。

 

南方都市报:文学方面呢?

黄锐:文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70年代末我们看的禁书,是高干子弟才能拿到的。像《麦田的守望者》、《22条军规》这样的,那时都属于内部读物。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是属于全新的文学表现手法。在此之前,文革时候,世界名著像巴尔扎克、雨果的小说,《飘》、《红字》这些都是流传很广的。大家轮番看,比如流传到你这里,你可以看三天。还可以交换,我有一套每分钟33转的《天鹅湖》唱片,非常抢手。我用它可以换很多东西回来看。后来我还写诗,如我的“圆明园”系列作品,如果我不写诗的话不会创作出那样的作品,不会去想象圆明园的废墟,像一只手或者相互扶持的受伤躯体,这些都是诗人的想象。 

 

南方都市报:回到“星星”上来,你当时约了马德升一起做这个展览?

黄锐:我认识他也是因为《今天》。当时我负责《今天》的封面和排版,想找一个做插画的。我们就去打听谁能做这种小画的题材,像版画、照片之类的。最后就找到了马德升。他特别喜欢奉献、为大家去做工作;他也有这个号召能力。我说:“我想发起一个展览会,你愿不愿意一起做?” 他说:“没问题。”我们就开始了。

 

南方都市报:其他那些画家都是怎么联络上的呢?

黄锐:“星星”这帮人都是互相介绍的。钟阿城是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王克平是直接联系上的。认识严力是因为写诗,我在准备“星星画展”的时候,到他家里玩,那时他有一个新女朋友,就是李爽。李爽是画画的,结果严力也开始画画了。我一看,就觉得严力画得很自然。他是有一种天生技巧的人,有浑然天成的感觉。王鲁炎是我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工人创作小组认识的,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但是我觉得他的画最有意思。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挑选画有什么标准吗?

黄锐:这个标准实际上很抽象。我基本上会注意两点。一个是从它对色彩、线条的利用,对空间、形象的处理,看创作者有没有基本功。另外一个就是看他是否只是把基本功当作一个过程或手段。传统的画法把基本功、技巧作为全部的表现,实际上这和艺术没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你比较注重作品的表现力?

黄锐:是的。我觉得像马德升、朱金石、王鲁炎这些人的写实功力是非常高的,艾未未在他电影学院的班里技巧也是最好的,但他们的作品都没有只求技巧。我对那些爱卖弄技巧的人特别反感。我找的这些艺术家,他们或者没有什么技巧,但是他们会很直接地表达自己在题材、形式上的个性,技巧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我和马德升互相配合,我比较注意作品的形式方面,马德升就比较注重人的主张和要求,即个性自由,这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

 

南方都市报:你去王克平家挑作品的时候,难道没有觉得他的作品很敏感吗?

黄锐:很敏感,我也很高兴。我们需要一种敏感,如果没有敏感,没有牵动社会的思索,没有使舆论震惊,那我们的展览就没有意义了。当时看到他的《偶像》、《沉默》,还有《干部》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的作品有自己说话的方式,“星星”需要这样的艺术家。他是直接地把社会上的一些主题放进作品题材里面,而且这些主题变换了形象,跟旧有的传统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视觉效果完全不一样。它以一种新的视觉形象和方式证明了那个时代。

 

南方都市报:你们怎么到美术馆门外展览呢?

黄锐:从一开始我们就找到北京市美协主席刘迅,申请正规的展览。他一直是支持我们的,看了我们的作品也很高兴,说,好,我想办法给你们安排展览。但是美术馆的展厅没空,我们从四月份开始跟他们说,但是到了九月份还是没有希望。在九月初,我们决定不等了,就找了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里展览。9月27号开始展的,看的人很多,我的《圆明园》,大家很喜欢,严力的作品也很受注意。当然最受注意的是王克平,因为他的作品都是直接关于毛泽东、干部、权力……都是直接的社会题材。 

 

南方都市报:你们只展两天就被公安局没收了?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黄锐:我早上过去一看,作品全被收了,展览墙上挂有取缔展览的布告,四周全部是穿白制服的警察和便衣,我粗略估计美术馆大厅里那天大概有40多个警察,气氛很紧张。他们的理由就是贴大小字报非法,其实根本没有这条法规,我们的作品也不是大小字报。后来我们找刘迅谈,我们说这是正常的展览,观众反应也很好,不应该这样处理。刘迅态度很好,他说了几点:一,这是公安局的处理不等于我们美协的处理,美协没办法左右公安局。第二是我来给你们安排展览,但要在十·一之后,归还你们作品的事情也需要一点时间。

 

南方都市报:你们后来还是游行了,对这种答复不满意吗?

黄锐:不满意,我们认为应该先归还作品。其实我差不多接受了,但有的人认为要争取“艺术自由的权利”。而且这个时候民刊介入了,我们就开了一次会。

南方都市报:民刊为什么要介入?

黄锐:因为我和《今天》的关系,《今天》对“星星”的事情提供了很多帮助,比如在“星星”的宣传方式上,展览会的技术处理,比如维持秩序,搬画运画什么的都来帮忙。而《今天》又和《四五论坛》等关系密切。当时《今天》的编辑部在东四十三条76号,就是《四五论坛》让给《今天》的。所以一开始《四五论坛》等民刊就非常有兴趣,主动提出要介入这件事,保护我们的画展。《四五论坛》的主编徐文立像电影里演的那种将领一样,铿锵有力地说“我们要打一场胜战!这回公安局一定输了。我们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他们提出要斗争到底,向公安局提出最后通牒,如果公安局不赔礼道歉,不归还作品,就举行游行。

 

南方都市报:“星星”的人同意吗?

黄锐:僵就僵在那儿了。我们要求归还作品,但公安局可能担心十·一国庆节马上来了,所以就拖着。所以属于石头与鸡蛋的矛盾,不可调和。当时开会是民刊的人主持的,“星星”的人参加讨论的就七个人,其他人没来。最后表决的时候,只有我和马德升、曲磊磊等五个人。表决的结果,“星星”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持反对意见。因为我和刘迅有私人的默契,刘迅跟我说了,作品肯定能还,也肯定能给我们找一个展览的地方。我们艺术家都相信刘迅,相信只是一个期限的问题。民刊想利用这个是有另外的想法。当时我想还是和民刊的态度划清界限,尽量不选择政治的手法。但因为集体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但关键是:作为“星星美展”的发起人,作为“星星”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和我对于责任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还是参加了游行,还在现场宣读了“星星”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起诉书。

 

南方都市报:我看到《纽约时报》当时对“星星”和民刊游行的报道,从图片上看人很多,都是你们自己的人吗?

黄锐:游行的时候主要是民刊的人,星星的不多。马德升拄着拐杖在最前面,徐文立为总指挥,吕朴为副手,我跟北岛做镇后的副指挥。一开始有一千多个人,很多是跟着看热闹的市民。还有外国记者。后来警察队伍出来了,人群哗啦一下全跑了,只剩下三四十个真正游行的。跑开的人躲在街角,退后200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个典型的中国式场景活生生的,让我终生难忘。

 

南方都市报:你们的口号“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是谁提的?

黄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民刊的人提的,王克平帮着改定的。

 

南方都市报:游行之后刘迅有没有找过你?事情怎样解决的?

黄锐:找。他也找我,我也找了他。最后能够在北海画舫斋继续展出都是他的帮助。

 

南方都市报:在画舫斋的展出引起了轰动?

黄锐:一共来了三万多观众吧,最后一天挤进来八千多,意见本都写了14本,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些名家像江丰、刘迅、叶浅予、黄永玉、张仃、吴冠中、艾青都来看了展览。江丰当时跟我们说,“体制内能出艺术家,体制外也能”。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人?

黄锐:一个是画本身的形式比较新鲜。另外星星的作品不是政治宣传,挂在美术馆外,又被公安局取缔了,这本身就非常吸引人。跟小道消息的传播一样。当时一个老人看了展览跟我们说,“这是一个说实话的展览,替我出了一口气”。

 

南方都市报:之后为什么没有再办第三次画展?

黄锐:后来已经没机会了,我们也没兴趣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展览,第一个突破限制的展览。我觉得“星星”是一个开始:它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它开会了、游行了、向公安局提出了抗议。这些好像超出了一般的对艺术家的定义范围。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当代艺术里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中国当代艺术就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丰富。

 

南方都市报:江丰当时是中国美协主席,他还有刘迅为什么帮助你们?按理说他们是体制内的代表。

黄锐:他们是体制内的代表,执行体制的意志。但有些人是永远有抱负的,像江丰、刘迅,以及很多“右派”。他们在某些阶段由于政治运动受到了迫害,可是不会改变他们由衷的性格。刘迅和江丰作为政府里面美术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在当时持那种态度,实际上等于支持“星星”的行为。因为他们有一种纯真的理想,有专业内的追求。他们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体制:这种(禁锢)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是“四人帮”的想法。毛泽东说过一些很严厉的话,但也说过“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样的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也是刘迅他们在执行所谓的主流政策的时候,想贯彻的意识。刘迅经常这样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能给你们展览呢?我既然给“无名画会”准备了一个展览,当然也会给你们办。因为你们也是一帮热情的爱好美术的年轻人。可以说,没有刘迅和江丰,就不会有“星星画展”。

 

南方都市报:刘迅和江丰对你们作品是怎样评价的?

黄锐:评价很具体,认为很不错,有新意。也有不同意的作品,比如我们第二次在美术馆展出之前找到江丰,他亲自来我家里挑作品。他当时说,“我个人认为这几件作品不适于在现在展出,这只是我的个人建议”。他从来不会说,“这个作品不能展出”。后来也是他同意我们在美术馆做展览的。

 

南方都市报:江丰说不适于展出的是哪几件作品呢?

黄锐:我现在记不清了,有我的一件作品。王克平的作品《偶像》就比较明显,是第二天拿过去的,当时美术馆的负责人很紧张,一直给上面汇报想把《偶像》撤下来,后来还是不了了之。我们也跟王克平说把这个作品撤下来,但他坚持要展。他强调江丰的话“只是个人建议”,说江丰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间接地伤害了江丰。江丰后来为此非常受伤,“清理精神污染”的时候“星星”的问题就变成了江丰的问题了,批他批得非常厉害。 刘迅也受到很大的影响。1983年刘迅就从美协调到北京当文联主席,北京文联也因为这件事而排挤他。1984年他就出来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这批人80年代初纷纷出国跟这个有关系吗?

黄锐:有关系。81年以后“清理精神污染”运动,“星星”被定性为美术界的一个典型,一个毒草。当时有一个“三条”是针对我、马德升和王克平的。因为刘迅的介绍,我们三个都成了北京市美协的会员。但是“清理精神污染”的时候就规定我们三个人不可以上媒体,不可以参加任何展览,不可以再加入政府的任何组织。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组织公开活动了。

 

南方都市报:“星星”美展结束之后,你和马德升还到全国串联?

黄锐:“星星”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邀请,很多外地的朋友没有看到“星星”。他们就请我们去看看他们的作品,再讲讲“星星”。互相交流看法。所以从1980年9月到12月中,我和马德升去了山西、西安、四川、广东、广西等26个城市,去跟当地的青年艺术家交流,也是把“星星”的思想和精神推广一下。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做个展览,还是已经有反对当时僵化的体制这样比较明确的目的了?

黄锐:当然有更远的目的了,如果太简单的话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做《今天》的时候,我和马德升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今天》这本书如果用现在的技术手段去衡量的话,是属于低劣的。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首先它不是印刷厂油印出来的,全都是手工印出来的。另外它有独立的封面,里面有美术作品,从纸张的选择,到刻印的技术和文体,全部都是一流的。我也是以同样的想法要构建“星星”展览,它是在野的,是一帮“野种”。但是它能够打破所谓的主流殿堂,作为一个新的堡垒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样才可以,不然只是一帮草寇。你要知道,“星星”撼动了当时的社会,当时几乎所有喜欢美术的人都去看“星星”展览。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是皮具厂工人?其他人的身份呢?

黄锐:我在北京市皮件三厂。马德升是机械研究所的描图员,曲磊磊是电视台的照明工人,王克平是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编剧,钟阿城在《世界图书》编辑部……。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体制内没出现这样的人?

黄锐:体制内的人有压力,有各种各样的规则阻碍着他们。现在的美术学院已经被尝到变革的甜头了,但他们是坐江山的人,还要再去搞什么变革?而我们那时候是打江山的人,因为这江山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搞当代艺术要江山做什么?陈丹青是一个另类,他虽然也是在体制内,而且被体制内的人称为“年轻一代的天才”。但陈丹青在个人的判断上,认为体制是无可救药的了。 

 

南方都市报:“星星”这个名字是你提出来的吗?后来你还给它作了一个解释,这个挺有意思的。

黄锐:我忘了最早是谁说过,不是我自己想到的。只能说在会上是我提出来的,是我给它作了一个解释。“星星”这群人的作品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和严力、艾未未画油画,王克平搞木刻,马德升搞版画。另外我们对于形式主义的追求和理解也很不一样。我觉得中国当时是需要“星星”这样的局面的,它也是一个政治的态度。我跟大家解释“星星”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都只是对自然界或社会的再次模仿,那我们就只能是反射太阳光芒的月亮,而不是独立发光的星体。“星星”是什么意思呢?“星星”就是在远处可以发光的,它是独立的,自己照亮自己。 

 

南方都市报:这个说法很经典。那时还在集体主义时代,根本没有提到个人的小角度。

黄锐:“星星”是第一次。包括“无名画会”都是一种集体主义。赵文量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要告诉他们怎样创作的。1970年代末我跟他们一起去写生过,赵文量走在前面,对着那些人说应该怎样画。这样太集体主义了,我们绝对不会对着一个女人跟你说,这个女人就是典型的维纳斯,她的脖子、腿比较长,臀部是这样的形状,这就是希腊古典雕刻里面的楷模。在“星星”里面,我希望有人把她画成一个女魔头,这就是“星星”的态度,我才不需要追求希腊太阳的人,一堆小月亮。 

 

南方都市报:“无名画会”的展览是在你们之前,也属于比较现代的画派。为什么他们没有形成“星星”这样大的影响?

黄锐:“无名画会”对我们来说太不够了。首先他们画的是自然风景。他们的想法属于自然画派,认为“自然是无比美好的”。当然这些想法跟当时学院派那种反映工农兵,反映政治任务的艺术相比,已经是两个世界了。但是我们不行,以我们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已经不想再看自然画派的东西了。这是一个属于世界的时代,不是说在中国没有出现的事物就是最早的。在中国出现的事物,在世界上也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东西,这样才有意义。虽然我们在“星星”做的作品也没有达到和世界同步,可是我们是力图达到这个水平的。再说如果没有“星星”,也不会有1985年“美术新潮”和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为什么市场利益全被他们把持呢?这说明他们觉醒的程度也是在体制内,在市场主线里面。从商业收藏家的第一个订单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他们从来不会对市场说“不”,这不是当代主义的态度。所以当时我们看“无名画会”的一些作品,就觉得不是一种革命的态度。那个时代太深刻,太有力量了,光是风景是不够的。最近“无名画会”做了回顾展,算是打了一个句号。而我相信“星星”还会继续讨论二十年,只有在“星星”五十年的时候,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要五十年呢?

黄锐: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还是不容纳“艺术是一种进步”的态度,艺术是一种不断的变革。他们以为商业化就是变革,实际上商业化是商业的变革,而不是艺术本身的变革。这些都是要继续讨论下去的,因为“星星”的话题联系到社会,联系到历史,“星星”的价值也将一直存在。

 

 

 

问:田志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