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庄衙国的行为艺术病

——黄锐

 

宋朝与宋庄衙国

一笔写不出两个宋。宋朝与宋庄衙国当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时间上不那么一致,但也没有相距太久,整一千年,上边长出一些,下边有二百若干,但也共同属于后来者——《HI ART》杂志有个新词:历史是由未来一代书写的! 时间有一千没什么,正如兜里多一千或者少一千元换不了身份一样。宋朝的军事外交比较软弱,这儿又没什么可比性,战争输了金人,输了蒙古人,可是过了那些大几百、小一千,大家都是中国人。在宋庄衙国,金人或蒙古人的后代向宋朝的后代服务,干点扫大街,修汽车,烤羊肉串卖的事还不在和谐里的小边花,小音符,小砖头瓦片么?

要说宋朝的兵慌马乱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虽然历史上少了一千块,这差了千数块钱的交换价值混乱。因为各个国家割据,兑换率随场景,空间转移错动,让银行职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历史学家搬出来又惹是生非。宋庄衙国尽管银行里存款多多,可执行干部行事低调,不以那千八百块钱说事儿。一般说来,宋庄衙国尽管就多了那么千数来块钱,可就为人做事儿踏实多了,不光进步速度好,维“稳”也有效率,一个宋庄艺术促进会,说什么就是什么,把人头梳理一下,把事情搞定,没什么复杂化。

宋朝少了一千,“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宋朝的社会分裂现象严重,好多人不好好当兵,不好好干政治,就出现了一个文化时代。我们不妨说那也是科学技术时代。那时代的科学创造虽然是够多,也够世界领先,可是仗打的不好,科技的利点没有用在国防上。无奈文化时代来到了宋朝,也就创造出不少了不起的文化精英人士。依靠在宋朝进化的科举制度,许多在科考中成绩优秀的文化人还可以直接参政,连皇帝都挡不住批评意见。宋朝虽外临大敌,文化事业却全面发展。许多政客也是文学艺术上的多面手,宋朝皇帝徽宗赵佶就是一个。宋朝的文化创造兼及政治学、历史学、思想学、教育学、经学、理学、文字学、金石篆刻,诗歌、绘画、陶瓷、纺织、服装、装饰、园林、建筑,以至今人所说的“目录”,“监察”,“信息”,“舆论”等学问也历历在案。与宋朝相比,宋庄衙国虽然多了一千多,也承继了宋朝的诸多恩惠,绘画上的市场繁荣是一方面,品鉴与收藏的水平还是差了一点。当年金兵杀过来时,管道升一家子逃难用了十几辆畜力车,绘画类的收藏品均在车上,有一两千件。仅这一点,宋庄衙国也该向宋朝低头称羡,全国人都如宋朝人那样把文化艺术当饭吃,宋庄衙国就会赶上北京CBD,土地和一切产物都是金贵的,衙国的领导们也不用颐指气使地动粗口,写帖子骂艺术家,只要使个眼色,动个按纽什么的,所有层面的人就帖服了,落个“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词句)是也了。

 

衙国的艺术管理

在宋朝,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文人要表达政见也是可以的,有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谏诤,分为两部:御史台和谏院,合称为“台谏”。台谏的俗语也可以说是“台上见”,那是公开出来的功夫,敢于叫板——叫板给皇帝。

但是衙国是行政的低层结构,面对要管理的10来万平头百姓。在宋庄,听说艺术家已上升到4千之众了。加上这些人的家属,这个数目也真不少。管理这些艺术家,有点像当年宋朝的情形:麻烦。但衙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不策,策中有策 ”—— 这一策即是宋庄艺术管理促进会。

既然要管理,就要有章法,就要有权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张即是一张网,网住行为艺术成了促进会每年的忙点儿,或者说爱憎分明的特点。说起行为艺术,我们都知道劣迹斑斑,中国美术馆在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之后给行为艺术的门禁仅为一例。那例子就多了。但这些年又使行为艺术阴魂反照的,除798每年有例行行为艺术节之外,宋庄的行为艺术屡禁不止,欲是年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同今年6月份的《偶发行为艺术节》那样。

宋庄艺术家4千多,行为艺术家有几多?宋庄总不致成为关闭生产力状态的深圳大芬村,人人都会搞复制绘画吧。以我的分析,按合理的生态和自然资源,行为艺术家2百人至4百人总有了吧。这也有着占人口5%以下为反动分子的阶级分类法的影子做崇。但宋庄不搞阶级斗争,搞的是艺术管理,那么这一部分的行为艺术分子即使没有上档阶级敌人的黑名单,以什么名词冠以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呢?如果归属一般艺术家,是否不伦不类,因为大部分艺术家受到促进会的合理对待,部分甚至受到尊重,为何行为艺术的“台谏”——“台上见”就见到了场场警察大量出动,场场对抗气氛,场场艺术家被抓捕的场面呢?

看来即使是和谐社会的大政策,宋庄衙国也有心知肚明的小政策:衙国没有行为艺术的土壤,衙国没有不产也不销行为艺术的产品!

实际上,艺术管理是一门精深且与时俱进的科学,宋朝那边还不曾见保存下来的记述。既然管理,当然有人管理,有人被管理,有人有“管”的权利,有人只有“被管”的权利。可是论上“被”管理的权利,也就没有什么权利而言,也就回到了阶级社会,倒退了时代,也就反对衙国宗主国——中央政府与政党眼下推行的唯物主义-市场经济至上的原则了。我们体谅衙国的管理方式的简明态度,这种管理办法是发展阶段的“摸石头过河”。表面上模糊的说,为了保护绝大多数正派艺术家和正宗艺术市场的利益。暗地里干,绝杀行为艺术是发展观点中的唯一选择。

但,绝杀行为艺术即绝杀艺术。绝杀艺术也就可能绝杀了与宋朝连带的亲属关系。

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立法,它允许一切形式的想象、创作、表现自由。这个法则由历代的创造者提示出来,表现出来,宋朝的大文豪艺术家欧阳修、苏轼也提起来过,宋庄元老栗宪庭也以其一生证明过。我们现在的文明社会就更清晰这个立法了。换句话说是世界经济时代的世界道德。因此,衙国给我们的启示是,立法与执行被整个倒置了。原本维系于艺术表现的管理职能先行判断和采取行动了。行动口号是取缔“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艺术,拿这一边缘化的艺术门类——缺少人气和市场关怀的行为艺术开刀——在一场抓捕艺术家的现实场面中,我们的灵魂为之震撼和动摇:这一刀捅到了艺术立法的心坎儿上!

当然就此证明,衙国的结构是为管理与规则的有效性服务。他们成功了。每年一度两度的抓捕行为是成功的。行为艺术家们被迫站在对立的、应战的立场——被取消或者被抓捕的立场。这两种立场都是管理者一方主观制造的。我们清楚看到了衙国的动机——取消艺术的个人选择,不然诉诸惩罚,一网打尽,坚持到底。

 

行为艺术的特征——裸

行为艺术做为单独的艺术门类出现是近几十年的事。最早的中国行为艺术,舒阳论道,是蛙王郭孟浩197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之后,经历了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集中呈现的行为艺术,90年代初期的东村,张恒、马六明、朱冥等人各自介入方式的身体演绎,到90年代末期的尸体艺术,似乎愈加与大众观点背离,走向对身体以至对生命形态的怀疑、否定、施虐与暴力。直至2000年里开放行为艺术节的出现,行为艺术家终于有了集中一起走向社会,进行沟通的方式。

某种状态,既是行为艺术的特产,又是中国行为艺术的特产。即是非常个人状态的,又是非常政治、社会状态的。行为艺术,即是中国现代社会精神与肉体的的加害与被害的历史,它是一面放大、一面缩微显示的身体之镜。

而常常具有的特点是,女性行为艺术家的作品是以身体的性属性为对象,而男性艺术家常以身体的政治或社会属性为对象。

无论男女,行为艺术家都直接面对裸体。原因多种多样:一,裸体最具视觉冲击力。二,生命欲求的原始状态。三,与传统规则对抗的象征性。四,做为商品的低成本。五,其它种种日常因素。

“它展现我们哲学基础中的一些基本立场”,法国评论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说道,“以西方的艺术哲学观点,透过裸体出现的,乃是本质,‘物体自身’的问题,而这一段历史(自古希腊以来)便沉积其中;它以最直接的——正面面对的——方式,同时也是最感性的方式,使人感受到本体论的可能性,重新展开在我们面前”。

于连同时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不只是看不到裸体,更激进的是,这个传统到处都诉说着裸体的不可能存在”。 

无庸质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毛泽东发展的文化革命的深刻性,它以“怀疑一切”及“颠复传统”为前提,尽管它的最终行为结束在掌握权力与利益分配,但最终的革命也是发自底层的,包括视觉艺术的基本观念系统,在底层状态生活的艺术家们,在新的时代感全面发生的时候,选择裸体这一本质的,非中国传统的颠复性工具。

以身体为工具的行为艺术之所以在当代成为中国的,关键是与主流社会的对立——这是易经里的阴阳互动,创造领域中的重构与对立。它是一场以压迫和反压迫,制度与反制度的方式出现在艺术上。身体是所有艺术门类的基本材料,只不过使用方法有所不同。身体表现,从来都是艺术获得政治权利,获得商品权利的基本诉求。

据说《偶发》艺术节的第一件作品就选择了裸,可以看出他们在威胁中急欲表达的基本诉求。其结果可想而知,招来大批警察一拥而上……

当冉阿冉打碎商店的玻璃,盗取陈列着的面包时,维克多.雨果诉说,“这是一种制造内心黑暗的社会黑暗所为”。如果说行为艺术的对抗方式在宋庄演绎的极端化,只不过表明宋庄衙国的管理形态的极端化罢了。

因为众多的艺术家聚集,所以泥沙俱下,宋庄衙国的管理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正如贫富两极在全国的急剧分化一样,宋庄的大量艺术家会分化至社会收入的底层,可能一、两、三年内,欲选择行为艺术做为商品(本质为精神)流通方式的话,恐怕就不是5%以下的人口比例了,那么衙国的抓捕行为何时方休呢?可以看出来,行为艺术家永远不会消失,裸体表演永远不会结束,它们仅是临时性被扑灭的死灰,一遇时机即会复燃,一但空间转移即会复生,会在新的时态或事态中重新发展。一切归结性的原因是艺术的两种终结因素(或为基本结构):一,对本质的发现;二,表现的自由。

宋庄是公共空间,还是衙国?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比较宋庄与798的文字,说宋庄是中国文化“未来惊艳的一瞥”,“巨大的打造过程,从而使这个地方充满了文化上惊人的想象力”。无非说打造文化计划成为宋庄艺术区的主动力,登峰造极的形容词以至“惊艳的一瞥”。不知这一瞥看见了衙国的远景了,还是在河边发生的前夜事情。热爱宋庄,有千千万万的答案,每一项答案都会是物质的。质疑宋庄衙国,我的问题只有一个:享受自由么?

宋庄距政治城市的中心区域约五十公里,应该比城区更有宽松的环境。宋庄迄今是半城市半农村形态,即城市里日常的产生诸般压力:对法律法规的控制,对商业规则的协调,对交往人群的监控,对中枢权力的保护,这些消极现象几乎可以不涉及宋庄。

但是宋庄提出以艺术为生产力的发展规划并诉诸执行力,这几乎就与2006年时的798一样了。2006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798艺术区的法律条文之后,798成立的管理办公室就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发展计划。第一个主意即是组成朝阳区与798联合的文化稽查队,定时抽查艺术空间,使艺术现场成为被控制的。当年的798说不定仿佛当下宋庄,也就是说在一个系统里,一道命令、一颗公章可以改变社会身份,前一夜管理工厂的少数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艺术区管理者。在发展计划的办公桌后边,呷一口香茶,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成为创造世界的精神中枢了。

所有文化领域的人都知道,798是如何在快速上升速度中因管理办公室的新兴措施而快速落下的。因为商业的因素,798已无甚在住艺术家。亦因违背商业的规律,连一些专业的商业画廊都在07年、08年竞相逃离798。

但798的城市公开性又使它的关闭性现象得到了适度调整。主要原因是城市公共空间的自然压力。媒体与社会舆论既然被参与,也即有了监视和批评798的机会。798的官制艺术节一直处于批判的口水之下。798一直力图赶走的某些艺术家最终也没有完全成功。为什么管理办公室的权力执行不够通畅?甚至在3年后黯然下台?这就是城市中心政治环境,商业流通,文化交往,以及常住、旅游人口的日常性穿越已成为互有关系的制衡力量。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798,自然而然、顺其规律被提升了公共性质。

但宋庄就没有这种特点。人们到了宋庄,可以说在一个途径的终点上。或者是工作,居住的人们,或者访客,在宋庄就是宋庄天下。如果不高兴,不喜欢,只能原路返回。这样的情况或因交通环境,或人为制造,宋庄很容易通过衙国的指令,信息宣传,行政安排,生活细微。宋庄缺少外来客、越境者、挑剔的人,职业批评家质问或反对在此一空间里行驶的荒谬。

因此奉劝阿谀宋庄模式者,暂且删除“未来”二字。未来是什麽?应不是衙国一家之言。宋庄打造艺术区,需要所有艺术门类,全艺术家人众,居住人群,流动人员关系平等、心情舒畅。开放公共领域,需要宽容化管理,让人们自享权利与自律。这一情形逐渐日常化及意义扩大化。在现在的阶段,如果求转变,最好请艺术家过来把无数次的“开放”与“宽容”写在衙国办公室的墙上,写在干部们的脑门上。否则怎会有反思:一个非公开性的行为艺术现场,派去上百警力做什麽?一下子抓去5名艺术家做什麽?所作所为符合了宋庄的公众利益和公共形象了吗?

今天又在网上查看了胡月朋的(6月2日,事件发生第二天)报告文字,上有栗宪庭与李学来(宋庄小堡村治安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手机通信。当我看到“宋庄镇党委书记胡介报,小堡村党委书记崔大柏高度注视此事,他们承诺去处理解决问题,争取在明后天将艺术家释放……”不禁愕然,仅因为裸出的行为艺术,关了违规的超24小时之后,还要争取一两天的加倍惩罚,衙国实在是有病,且病的不轻了。

 

回放:2007年的对话

2007年6月,行为艺术家王楚禹策划了“六月联合”行为艺术交流营活动,邀请了几十位本地、外地、海外的行为艺术家来到宋庄进行交流创作活动。活动开始之前,艺术促进会给王打了几次电话,要求通过他们的审查来做这个活动,被王拒绝了。…… 于是,1日至6日(6月4日休息)的活动,每日行为艺术家(被抓捕2名)与观众不足百人,通州警察超过百人,见证了在宋庄进行表演的活动。……谨此回放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以为参考(本文由删节)。

王楚禹(行为艺术家)

宋庄艺术区从艺术区建立以来,审查和禁止作品展出的事件屡次发生,当然,这不是地方特征或宋庄艺术区特征。798现在也同样在威权审查的管理之下,不断听说有艺术家的作品被禁止展出。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情”。所以,我也很清楚的知道,和艺术促进会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和国家权力的合作,因为,虽然艺术促进会是民间机构,但它隶属宋庄镇政府。性质上是彻底违背了艺术原则的,拒绝与审查机构合作也依然是一个艺术家的基本操守。另外一点就是对潜规则的拒绝,不断的不合作、不打招呼做活动,也同样给地方政府的权力尊严带来损害。直白的说就是不给权力“面子”。而潜规则同样不是艺术规律能容忍的规则,艺术必须坚持其自主、独立、坦白、真实的表现和发展。不论它遭遇到什么都是艺术本身功能的一种发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潜规则的恶习贻害几千年,是文明发展的首要天敌,现代性的艺术家必须反对它,更不要说合作了。

杨大味(行为艺术家):

这几年宋庄的很多展览活动都已经成了习惯性流产,所谓习惯性流产,就是有人告诉你说,你这个怀了两三个月 的孩子赶快打掉,他不管你爱不爱这个孩子,如果不打掉就如何如何,结果就是一次次的流产,到现在,甚至很多人都不敢去怀孕了,为什么?因为有人会要求你流产。所以我觉得这次的“六月联合”,本身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一次活动,我相信它会唤起很多人追求梦想的动力。人其实说白了是一个理想动物,如果没有理想,那跟咸带鱼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纹子(行为艺术家):

艺术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和这个体制对抗,和警察对抗,原来这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你平常在生活中不会感受到这种矛盾的,因为在生活中每个人感受到的完全不是和体制直接对抗的矛盾,是和身边的每一个人接触。在问题越来越集中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这个问题。当这个体制特别多地介入的话,很多艺术家的关注都会集中到一个点上,这就绝对是问题了。对任何东西的关注,如果超出了正常状态,那就是一种病态了。

张义旺(行为艺术家):

如果最后一天真有人和他们起了冲突,因此被抓走的话,那就和刑事上诱供一样,是你促使人犯罪,而不是他要犯罪。这种挑衅完全是诱使犯罪,当时他们就在这么做。你说中国的执法部门, 他懂法吗?但他根本就觉得在中国的国情下他可以不按照法律去做。

黄锐(行为艺术家):

作为主持者,还是具有这个责任的,需要考虑到除自己的个人态度之外,还有一个环境的问题。比较起来说,在798这个环境里,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2003年举办的《越界语言》行为艺术节之后,798做了多次的行为艺术表演,有个别作品比我这次在宋庄的行为艺术活动看到的还要过激,还要挑战政府的神经,但是政府仍旧持一种充分克制的态度。这样的行为艺术活动是完整的,应是双方的成功。

我们已经获得了较多失败的经验,不仅是在个人的艺术问题接触到政治环境所制造的冲突,我们还有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政治或社会的个人经验,这种经验需要历史地被利用。本来,对行为艺术来说,它的个人感情,观察、寻找主题、表现形式,它对社会的理解,社会环境对它的注意度和反馈,以及行为艺术家的作品在市场上能否有确保的价值,这些个因素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可以在单项环节一语道断、为所欲为的。

我们多少年来获得的有限的艺术自由,也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需要去经营,去扩大的。就像一个投资家、经营者一样,自由也是需要扩大的。自由的使用和消费也是存在的。你不能把它白白地使用掉,而收不回来。所以,自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利用,怎么产生价值,产生普遍利益,作为策划者也是需要去思考的。

 

 

2010/6/11